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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收录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文章

这本书收录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文章
2019年11月07日 19:37 新京报

  原标题:这本书,收录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文章

  官方权威解读。

  11月5日,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5天后,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全文发布。

  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官方权威辅导材料——《<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简称《读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对“政事儿”表示,《读本》由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织编写,作者阵容非常强大。四中全会《读本》除了收录已经发布的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说明外,还收录了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和有关专家撰写的解读文章。

  习近平、王沪宁、韩正等57人组成编写组

  根据惯例,每次党的中央全会结束后,人民出版社都会出版一本收录领导人署名文章的学习辅导读物;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则会出版发行一本问答版辅导材料。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2月28日、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文件起草工作。全会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

  “此次全会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梳理出包括13方面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凝练概括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方面优势,议题十分重大。”张振明介绍,围绕全会主题,全会文件起草组组织编写了该《读本》。

  《读本》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收录了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作的《决定》说明;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的解读文章;三是省部级领导撰写的解读文章。

  张振明说,11月5日傍晚,新华社刊发《决定》全文和说明后,出版社连夜对《读本》作最终引文核校,次日即正式付印。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读本》披露了该书编写人员名单,共有57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15人:习近平、王沪宁、韩正、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杨晓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肖捷、张庆黎、何立峰。

  除上述1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外,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其余编写人员主要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

  例如(按姓氏笔画为序):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中央编办副主任牛占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江金权,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肖培,中央编办副主任吴知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何毅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副秘书长苗庆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袁曙宏,中办副主任、中办调研室主任唐方裕,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舒启明,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等省部级领导,都在编写人员中。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编写人员还有两名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四中全会前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石泰峰,以及山西省长楼阳生。

  收录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领导撰写的解读文章

  十九届四中全会《读本》收录了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这13位领导人分别是:韩正、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杨晓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肖捷、张庆黎、何立峰。

  此外,《读本》还收录了编写人员中近30位省部级领导撰写的解读文章。张振明说,“这些文章都是首次发表,是官方对四中全会精神最权威的解读。”

  署名撰文的省部级领导有(按目录为序):何毅亭、唐方裕、施芝鸿、田培炎、吴知论、石泰峰、江金权、舒启明、张来明、詹成付、袁曙宏、沈春耀、牛占华、楼阳生、韩文秀、王晓晖、张纪南、陈一新、穆虹、张晓明、刘结一、肖培、苗庆旺等。

  附《决定》部分解读:

  韩正: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

  《决定》提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韩正在文章中称,要切实强化意识,深刻认识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看到,目前在实践过程中,一些领域还或多或少存在着制度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影响治理效能的‘短板’。制度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就会形同虚设,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橡皮筋’。要善于运用制度治理国家,更好地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韩正说,“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防止‘破窗效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增强斗争精神,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韩正说,严格监督是保证制度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关键。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各项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形成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对把制度当摆设、破坏制度、违法违规违纪的都要严肃查处,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生根。

  丁薛祥:要建立定期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和报告、通报制度

  《决定》把完善和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并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丁薛祥在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核心就在于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决定》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丁薛祥称,首先要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

  他指出:“要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对‘两个维护’理解不全面、把握不准确,有的对一些‘低级红’‘高级黑’现象辨别不清、斗争不够,甚至掺杂私心杂念,影响到‘两个维护’的效果。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解决。要深刻认识到,‘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党中央的权威决定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威,‘两个维护’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随意延伸。‘两个维护’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丁薛祥还提出,要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决策部署,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贯彻落实中仍存在不在乎、装样子、做选择、搞变通,空泛表态、敷衍塞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问题。”丁薛祥指出,近年来严肃查处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安徽阜阳市搞形式主义问题等,就是反面典型,必须引以为戒。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正确处理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积极主动将党的领导主张和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政令,转化为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方法创新,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优化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制定责任清单,化解部门分歧,消除条块梗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建立定期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和报告、通报制度,切实解决贯彻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刘鹤: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

  《决定》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刘鹤在文章中说,“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环境,推动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刘鹤提出了四点举措:一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推动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交往既坦荡真诚、真心实意靠前服务,又清白纯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三是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完善金融体系、平等放开市场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动政策落准、落细、落实。

  许其亮:改革不能改向、变革不能变色,必须更好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固这个“命根子”

  《决定》提出,“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完善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体制机制,严格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各项制度规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威,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许其亮在文章中说,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必须有健全完备、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来保证,决不能搞虚、落空。“过去一个时期,郭伯雄、徐才厚擅权妄为、结党营私,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造成极大危害,给军队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推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起来、实起来。”

  “全面深入贯彻主席负责制,是严肃而重大的政治责任,必须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作为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许其亮说,要坚决贯彻“五个必须”要求,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决不允许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决不允许先斩后奏,决不允许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决不允许打擦边球、搞变通、打折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要加强监督问责,运用纪检、巡视、审计监督手段,深化政治巡视,搞好政治体检,纠正政治偏差,对搞伪忠诚、“两面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不担当、不作为,不听招呼、明知故犯、顶风违纪的人和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军队领导干部尤其高级干部,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用模范行动感召带动部队,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决定》提出,“全面贯彻政治建军各项要求,突出抓好军魂培育,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

  许其亮说,改革不能改向、变革不能变色,必须更好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固这个“命根子”。“应当清醒地看到,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对我军官兵拔根去魂,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学习教育,突出抓好军魂培育,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坚定听党指挥的政治灵魂。”

  黄坤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能把小事说大、搞“泛政治化”,也不能把大事说小、搞“去意识形态化”

  《决定》提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黄坤明在文章中说,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全面领导的重大举措,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不动摇,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要完善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落实好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輿论飞地。”黄坤明指出,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能把小事说大、搞“泛政治化”,也不能把大事说小、搞“去意识形态化”。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要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化解消极因素,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坚持立破并举,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理直气壮批驳挑战政治底线的错误言论,切实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张晓明: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已成为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

  《决定》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张晓明在解读文章中说,这是总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要把准治港治澳的正确方向,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必须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上做到全面准确。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的基本逻辑;必须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法治原则;必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

  《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张晓明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在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执行机制,天经地义,也有其实际需要。”

  他指出,目前,澳门已经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中增加“防独”条款,下一步还将制订和修改相关配套立法。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也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这也是近几年来“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已成为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

  《决定》提出,“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制度。”

  张晓明说,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也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既要对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负责。这种“双首长”和“双负责”的定位,决定了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承担统领责任。一方面,要完善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完善中央就基本法规定的有关事务对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制度,完善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制度、向中央报告特别行政区有关重大事项的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在特别行政区落实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确保行政长官代表整个特别行政区对中央负责的要求落到实处。

  《决定》提出,“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确保香港、澳门长治久安。”

  对此,张晓明说,“外部势力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干预港澳事务,在港澳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最近美国国会推动《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以国内法方式为美国长期干预香港事务提供新链接,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提供保护伞,并为利用香港问题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提供新筹码。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健全反干预协同机制,绝不能任由外部势力在香港、澳门为所欲为。”

  张晓明指出,今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了将一名涉嫌在台湾谋杀的香港男青年移交台湾受审,并填补香港与内地、台湾、澳门之间不能相互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启动对两个相关条例的修订工作,由此引起香港社会疑虑和强烈反弹。在反对派的蛊惑煽动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香港出现旷日持久的社会政治动荡和街头暴力活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场修例风波充分暴露出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了完善香港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治港治澳制度体系,不仅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必将有助于“一国两制”航船行稳致远。

  刘结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决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决定》提出,“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刘结一在文章中说,《决定》清晰界定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概念,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是定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决定》提出,“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刘结一对此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图谋和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与全民族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可能得逞。

  “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决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警惕,有效防范化解台海重大风险,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共同维护、携手迈向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刘结一在文章中说。

  石泰峰:探索建立上级党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决定》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

  石泰峰在文章中说,“这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迫切需要以科学、刚性的决策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不断提高决策质量,努力控制决策风险,及时纠正不当决策,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公信力和决策执行力。”

  石泰峰指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是决策机制和程序的核心内容,落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归根到底要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要坚持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对本地区、本部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问题,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提交讨论的重要决策方案,应该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决策方案作比较。要坚持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群众参与、决策论证的具体制度,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问题,善于组织各方面专家、借助研究咨询机构,进行科学论证评估,杜绝拍脑袋、凭感觉、凭经验决策。要坚持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坚持“应评尽评、综合评估、风险可控”确保各项工作真正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和纠纷的发生。

  “决策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决策落实上。”石泰峰说,要落实党委会(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并接受监督制度,探索建立上级党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要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集体讨论时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要坚决执行、一抓到底坚决反对和纠正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错误言行,切实提高决策执行效力和落实效果。

  他提出,要健全决策评估论证机制,重要议题出现较大意见分歧时不能强行作出决策,必须进行充分论证和评估。要完善决策督查和反馈机制,加强决策执行的跟踪,及时调整不够科学合理的决策,坚决纠正执行决策不到位不准确的现象。要完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责任,不论事发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要严肃问责。要完善决策绩效评估机制,科学判断决策失误,提高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

  楼阳生:要强化容错机制,防止问责泛化,鼓励担当作为,支持地方围绕中央顶层设计进行差别化探索

  《决定》提出,“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对此,山西省长楼阳生在文章中说,这必将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为地方各级政府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拓展更大空间。

  他提出,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就是要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地方,把地方切实需要也能够有效承接的事项下放给地方,特别是行政审批、便民服务,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社会治理等具体事项要逐级下放,增强地方治理能力。

  如何支持地方创造性工作?楼阳生认为,就是要强化结果导向,把工作成效作为考核、督察、评价的根本标准,防止过度留痕过多检查,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强化容错机制,防止问责泛化,鼓励担当作为,支持地方围绕中央顶层设计进行差别化探索;要强化总结推广,及时把地方成功的改革经验和体制机制成果在面上推开。

  《决定》提出,“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楼阳生说,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关键是把该管的管得住、管得好,该放的放到位、放彻底,该担的担起来、担好责,做到上下贯通、管理高效,把垂直管理与服务地方有机结合起来。规范地方分级管理体制,重点要强化省级规划管理、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监督检査等职责,强化市县决策政策执行、市县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行政执法监管等职责,强化乡镇(街道)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特别是综合行政执法等基层治理职责,切实解决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划分不科学、职能转变不到位、“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等突出问题。

  “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处理好‘条’‘块’关系,既避免职责交叉、事权重叠,也要防止各行其事、推诿扯皮、形不成合力。”楼阳生说。

  苗庆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敬畏、胆大妄为的,发现一起査处一起

  《决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苗庆旺对此解读称,“三不”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融合、环环相扣,体现了内因和外因、自律和他律辩证关系。不敢腐是前提,指的是纪律、法治、威慑,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只有严厉惩治,一旦腐败就会付出惨重代价,才能让意欲腐败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不能”“不想”创造条件;不能腐是关键,指的是制度、监督、约束,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只有强化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才能让胆敢腐败者无机可乘,巩固“不敢”“不想”的成果;不想腐是根本,指的是认知、觉悟、文化,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只有树立廉荣贪耻的价值取向,才能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实现“不敢”“不能”的升华。“三不”任何一方面滞后,都会影响反腐败整体进程和综合效果,必须同向发力,实现效应叠加。

  苗庆旺认为,一体推进“三不”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党全国人民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空前饱满,对腐败症结成因和对策措施的研究日益深入,对深化标本兼治的共识高度凝聚,一体推进“三不”基础更加坚实、条件已经具备。

  如何一体推进“三不”?苗庆旺说,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确保底线常在、“后墙”不松。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对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敬畏、胆大妄为的,发现一起査处一起。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力度,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惩扶贫民生领域腐败、涉黑腐败及‘保护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深度参与反腐败国际治理,以天罗地网切断腐败分子外逃后路。”

  “切实扎牢不能腐的笼子。”苗庆旺说,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反腐败必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实现对所有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规范正确行使。坚持权责法定,科学配置党政机关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职责,健全权责清单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推动审批监管、执法司法、工程建设、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修订相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切实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基层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机制,督促基层党员、干部廉洁公平为民办事。

  施芝鸿:只有做到自觉而坚定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决定》提出了“四个坚持”的指导思想,其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

  施芝鸿在文章中说,“就我们党现在所干的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件事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系统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一家干成过,没有现成的经验、成功的模式可供翻版和摹版。”

  他表示,“所以,尤其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特别是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国情实际出发;尤其需要勇于冲破体制机制的障碍、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还要坚决摆脱多年形成的路径依赖的癖好;尤其需要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既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又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牢记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做到自觉而坚定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本次全会《决定》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两项总体要求,其一是“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四个治理’列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提升了其全局性、全方位指导作用。”施芝鸿说,推进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靠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改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着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他解读称,坚持系统治理强调的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坚持依法治理强调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坚持综合治理强调的是: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坚持源头治理强调的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作为神经末梢、治理源头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

  “立足历史发展的长河,放眼未来,我们党认识到: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我们这代人、下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努力。”施芝鸿说。

  记者 何强

责任编辑:祝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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